谍战良心剧有《潜伏》和《风筝》，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党人步步惊心的跌宕人生。

　　现实中的“余则成”和“郑耀先”比比皆是，他们的经历远比电视剧所展现的更为惊险。其中有的人为信仰献出了生命，有的人因长期潜伏中的单线联系中断，直到归来回到革命阵营，才知道身份难以确定，从而陷于尴尬境地。

　　时间回到1971年的1月30日，农历正月初四下午三时，外面还在稀稀落落地响着春节喜庆的爆竹，而在在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二楼一个病房里，一位身体瘦削的老人很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从此，一位曾在军需界高层潜伏了20多年，死前几日都还在心心念念着，希望恢复自己党籍，功勋卓越的老地下党人，永远地离开了自己无比热爱的新中国，离开了身边的妻子儿女们。他的遗愿只有一个：“我要求恢复党籍。”

　　汪维恒，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恒，1896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牌头镇汪家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毕业同文公学，1913年在杭州的浙江一中学习，1917年回乡在渔山小学当了短时间的小学老师。1918年又赴上海法文翻译学校求学。第二年便投笔从戎，就读于军需军官学校。两年多后，他作为军需军官学校第四届毕业生，被派往慈溪的浙军中先后出任营、团的军需官。

　　汪维恒走上革命道路，只因他在宁波时让识了同在同文公学读书，又是同乡的人张秋人（1898——1928.2），二人相见恨晚，谈得十分投机，离开后也书信往来不断。从张秋水那里，汪维恒心里豁然开朗，明白了革命的意义和国家民族应有的走向，也下定了决心，为理想而奋斗。

　　1924年初，他与杨眉山、周天僇、许汉城四人经张秋人介绍，于上海入了党，他们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四位党员。

　　中山舰事件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1927年1月，浙江省委考虑到汪维恒的特殊经历，向浙江省党部提请，委任他为台州区党务特派员，巡查整顿下辖各县的党务工作，改组县党部。这是一个公开的身份，他的秘密身份则是发展壮大当地的党组织。

　　3个月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浙江省党部立即开展清洗人的行动，大批人和分子逃亡或牺牲。汪维恒临危受命，出任共青团宁波地委书记。并于9月份在诸暨与陈兆龙、宣侠父、金城和自己的弟弟汪益堃，组成了该县第一个委员会，他出住县委委员和组织部长。他也同时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为职业掩护，将小学作为县委机关驻地。

　　次年5月，诸暨县委准备发动暴动。却没有料到，同样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的边世民，却在练枪时不慎误杀了妻子。这一下暴动计划就再也掩善不住了，大家只好迅速撤离。

　　此时，担任县委书记的金城（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指示汪维恒，利用自己军需官学校的旧关系，打入军需界，潜伏下来，等待组织来人联系。

　　可是左等右等，一等就是十几年，让汪维恒既焦急又忐忑。为了保持自己坚定的信念永不动摇，他改名“维恒”，意即永葆恒心。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他的统治区内一片。员、革命群众和很多进步人士都遭到了屠杀。很多人隐姓埋名隐藏了起来，不敢轻易露头。即使有些失散了的党员想要找到党组织，也因缺乏身份证明而不被认可。当时出于保密需要，是没有党证的。失去了联系人也就等于失去了组织。这让他几度抓狂，成了一块积压多年的心病。

　　1928年9月，汪维恒辗转到了南京，找到了过去在第四军需军官学校任经理处长、此时担任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

　　陈良也是一位正直的军人，曾参加过，但在蒋介石发动大屠杀大清洗时，改弦更张，入了。他不知道汪维恒的员身份，一直因汪维恒的正直敢言而十分欣赏他。当下便安排他在军需署经理法规研究所学习三个月。

　　结业时间很快就到了，汪维恒以优异的成绩被先后派往中央军校总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任少校军需科长，随87师参加了淞沪抗日战役。汪维恒的工作作风干练，为人也挺清廉正直，渐渐地在的高层打响了名声。这既是性格使然，也是他乐于见到的结果。

　　随着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当时尚属抗日少壮派的胡宗南十分需要一个得力的军需官。他看透了军需部门的，就请素有良好声誉的陈良为他务色一个清廉有为的军需官员。陈良当即就向胡宗南推荐了汪维恒。胡宗南对汪维恒的表现和风评都很欣赏，便让他随同转战于河南、西安，同时建立起可供战时支撑的后勤基地。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毕业，蒋介石所倚重的得意弟子之一。土地革命时期，胡宗南更是升迁迅速，成为“天下第一师”的师长，不久又晋升为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升为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作为“天子门生第一人”，胡宗南深得蒋的垂青，集无限荣宠于一身。

　　当汪维恒被胡宗南看中并欲重用时，他十分高兴，知道这是极为难得的机会。因为同为浙江系，有着乡党同袍之谊，还恰好同岁。汪维恒率真的性格很得胡的脾气（至少胡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胡对他的信任也达到空前的程度。

　　抗战爆发后，胡宗南又由部队长官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最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成了真正的“西北王”，掌管西北数省的军政大权，部队多达数十万。

　　一九三八年初，胡宗南在原中央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的基础上，改组扩大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胡宗南掌握的这个分校，发展迅猛，由起初的十五期2个总队，两三年内就发展到了十五六个总队，加上数以十计的各种短期训练班、队，学员人数超过两万多名，比其它几个分校学生人数的总和还多。

　　胡宗南势力的野蛮生长，使汪维恒的地位也一路攀升。他既是第七分校的经理处长，同时也是三十四集团军，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经理处长，并兼任战区干训四团的经理处长，以及军需署西北第一军需局局长。只要是胡宗南的势力范围，就有汪维恒的业务存在。

　　然而，军需经理人员的需要量也与势俱增。汪维恒不想伸手向军需学校要，这样用起来不放心，可操作的空间存在限制。同时，胡宗南也不满意那些人，于是，当汪维恒提出搞独立军需系统的时候，立刻与胡宗南一拍即合。

　　在胡宗南的支持下，短期经理训练班（后定名为军需实习班），就在终南山脚下成立了。

　　1、名称：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军需实习班(原定的是经理训练班，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与军需学校的矛盾，改为军需实习班) 。

　　由于这套班子的组成费力大，耗时长（相对而言），被当时七分校的教育处长何奇曾戏称为“金钢钻班子”，意思就是汪维恒们组织能力很强，将各部队的业务骨干都召集了起来。

　　汪维恒十分清楚旧军需学校的情况： 贪污遍地，风气很坏，学生出去一手拿钱，一手拿物。为了防患于未然，他着人搜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爱民官吏，以及有清廉操守、道德高尚的古圣先贤们的事迹，将之编写成政训教材，列入课表中，反复讲授，并由学生分组讨论，所有教官均须出席指导，再由训育主任将讨论情况做总结，然后在全班升旗时讲解。

　　除此之外，他还利用墙报和学生周记进行深入讨论，及时掌握学员的思想动向。也渐渐形成了这个军需实习班的独特学风。这种军需系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在军队里是绝无仅有的。

　　汪维恒住在西安，事务十分繁杂，但为了实际掌握这支力量，他每周都会到学校一两次。

　　这个班办了两期，毕业学习成员有一千多人，大部分都成为了汪维恒领导的军需工业和军需部门的骨干分子。在以后的军需工作中，这些学生中从来就没出现过较大的贪污问题，是汪维恒十分得力的手下。

　　汪维恒的办班成效，令胡宗南对他更加信任。有了这份信任，他就能做出更多对党有益的工作了。

　　由于没有党组织的联系，无法从事指定的潜伏工作。他便利用职务之便，在南京、洛阳、商丘等地救助一些地下党员。如金城、金剑鸣、金坚、金丁永、寿松涛、潘念之、张以明、骆子钏、许汉城、邱培书、何竞华、钟子逸、陈老太、祝子韩、陈葵南、马乃松、华林、何咀英，周天僇等人。

　　培训班办起后，他又借招收学员培训为名，将集中营里300多名人转移出去。他直接所救的员，绝非“余则成”可比。且还是在组织尚未明确指示的情况下。

　　1938年8月，经李克农同意，南京谍报机关的史永（原名沙文威）找到了汪维恒，问他是否愿意为党做事。汪维恒当即就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以后，汪维恒就与组织接上了关系。

　　只是，他在高兴的时候，却并没想到，党找到他不是因为确定了他的组织关系，知道他的潜伏任务，而只是找他为党工作而已；他的党籍，一直都无人为证。

　　因为当年的党员没有党证，无法证明组织关系，只好重新入党。这次与他联系的史永，还有他的前上级金成，都是找到党组织后又重新入的党。连他们自己都无从证明，又怎么能证明他呢？至少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秋人，早在十年就被杀害。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也丝毫没往哪方面去想。他当时心中填满的，只是回到党怀抱的那种错觉中的兴奋。

　　真相不久便了解到了。他并没有气馁，和自己的弟弟曾益堃于1942年重新向八路军红岩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递了入党申请。但令人遗憾的是，因后来形势危急起来，红岩办事处不得不匆忙撤退，钱之光不得已将申请书全部销毁了。

　　除了救助陷入险境的同志们外，搜集情报，及时预警，提供援助，是汪维桓借职务之便进行潜伏工作的主要方式。

　　长期的潜伏工作，使汪维恒时刻保持着警惕心和清醒的头脑，也养成了他超常的洞察力。皖南事变后，汪维恒意识到，蒋介石集团的磨擦只会以各种方式逐步升级。在蒋介石的潜意识里，“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一直都没有偃旗息鼓过。这一点，从蒋的头号门生胡宗南身上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

　　胡宗南驻守西北，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扼守陕北要冲，威胁的首脑机关所在地。抗战全方面爆发后，社会各界对八路军的支援物资，很多都被胡宗南密令截留。若不是因为恰好汪维恒主抓军需供应，对陕北的经济封锁会完全如铁桶一般。无论是前往延安的物资还是人员，汪维恒都尽力提供帮助。

　　1942年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蒋介石对陕北的封锁更加严密。不仅如此，到1943年，蒋介石更是再次违反国共合作协议，秘密进行剿共准备。7月，他密令胡宗南做好袭击八路军所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南面突出部的准备。

　　汪维恒很快就得知了消。敌人计划很快就会实施，情况十分危急。如果此突出部被敌占领，进根据地的通道便会被进一步紧紧地卡住，物资与人员的流动更为困难。汪维恒寻找自我的弟弟汪益堃，借工作为由赶往重庆，秘密与钱之光取得了联系。钱之光不敢耽搁，忙派车将他们秘密接到了红岩嘴，面见周恩来和伍云甫。汪维恒将西北各省军的兵力布署、物资装备、人员调动等都一一详细做了汇报 ，重点强调了胡宗南部的封锁计划和安排。

　　汇报结束后他们仍从原路返回。汪维恒兄弟俩都潜伏在西北军的高层，他的弟弟汪益堃也独立获取过许多的重要情报，通过他的手转给了联络人。但就在这次汇报完后不久的6月1日，汪益堃在西安参加完关于抗日的工作会议后乘军用飞机返回新疆驻地的途中，因气候突然发生明显的变化，不幸在甘肃永登县乌鞘岭坠机身亡，年仅37岁。

　　汪益堃也是西北军中的重要人物，他正担任着新疆军需处的少将处长，在国军中还有很大的升职空间。他的死，让胡宗南、陈良、祝绍周等一众要员都深表惋惜，蒋介石也颁发了“荣哀奖状”。

　　因为兄弟二人都是军需部门的高级将领，个人和单位及商界捐款很多。本来这些钱是用于抚养烈士遗孤及家属，但汪维恒毫不犹豫地都捐了出去，就在汪益堃工作过的张掖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建了两所“益堃小学”。从建造费用到教工工资全都从这笔捐款中支出，他觉得这样才算是对弟弟最好的纪念。这是中国最早的希望小学。这两所学校中有一所尚在，只是现在已经更名为安远镇安远小学。

　　这本是题外话，但汪家兄弟的潜伏正是基于这种爱国爱民的情怀。众多的潜伏者们不拿工资，只拿自己的生命和自由去做如此危险的工作，他们是在隐蔽战线上的真正英雄。这和如今的许多人只讲待遇，不讲为人民服务的胸襟气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很多的人爱看谍战剧，也不完全是因其中的惊险和刺激，更多的是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安危的，默默无闻奉献的精神与情怀。

　　后来，当蒋介石发现了八路军已经察觉到他的企图后，便没有再进行贸然行动，突袭计划也就胎死腹中，国共的合作伙伴关系得以继续延续。像这种背后使绊子的事情，胡宗南在蒋的授意下做了很多，但都因为消息走漏，遭到周恩来等的及时揭穿，而使蒋很丢面子，大骂不已。

　　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汪维恒清廉严肃、刚直不阿的个性使他在贪腐成风的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这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仕途升迁之路。

　　汪维恒正直、清廉的秉性在里是出了名的。他不仅自我严格要求，对贪腐也决不容忍。

　　抗战八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抗战胜利后，一些军政要士更是觉得自身抗战有功，巧立各种名目，大行贪污之道。这中间就涉及到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这也是促使他调离西北的重要原因。

　　这一次，蒋介石的儿子状告他的治贪反腐的正直部下，这出闹剧十分具有讽刺性，剧情也很“狗血”，由蒋纬国自编自导。

　　1945年，抗战落下帏幕。汪维恒接到举报，称第34集团军有个师虚报了军饷。他得知后立刻下令彻查。原来是胡宗南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挪用了军饷用于做生意，将自己制造的劣质军鞋以次充好，滥竽充数。而正担任一师机枪连连长的小殿下蒋纬国则与师长相互串通，被查扣后，他十分憎恨汪维恒，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密报其父亲蒋介石，反而诬告汪维恒扣押、贪污军饷，发给士兵的军鞋质量很差。

　　蒋介石是个任人唯亲，不辨是非的人，一听亲生儿子这样说，便立即不问青红皂白地下令，撤职查办汪维恒。但他身边的何应钦是个头脑清醒的人，立刻看出了其中的蹊跷。他建议蒋介石应查清来龙去脉，以免出现误判。

　　于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不得不怒召汪维恒和一师师长及其军需主任当面问询。汪维恒知道蒋的毛病，好偏袒和偏听偏信。他忙把线集团军的相关账册全部星上。在军政部的一一审核后，蒋才不得不取消对汪维恒的撤职查办的命令，并将第一师师长查处。

　　这一次的事情，更使汪维恒在军需系统名声大噪。然而，经此事件后，汪维恒一是负气，二是在西北军中处境尴尬。于是他毅然辞职，准备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南京。

　　胡宗南知道这次因偏袒蒋纬国而闹得和汪维恒不愉快，在汪维恒登机前，他亲自前往机场致歉。让胡宗南没想到的是，汪维恒却就自己的不告而别，反而向他表达歉意，说道：“在胡司令领导下工作八年，未能帮助胡司令解决生活困难，深为内疚。”胡宗南回应道：“我在此也不会长久的。”胡宗南是蒋介石黄埔军校中有名的战将，抗战时期蒋介石派给他的任务总是最艰巨的。现在，日本人败了，内战爆发已是必然，他知道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不在西北，所以才有这种认识。

　　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瞬间转变为国共两党的直接对冲，隐蔽战线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1946年，汪维恒出任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曾经担任与他联络任务的史永，也特意从上海调往南京配合他的工作。史永和汪维恒是老相识了，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八年的抗战，两个人都相知甚深。史永以老朋友的身份，经常出入汪维恒的家。每当此时，汪维恒都会将儿女们打发到隔壁房内玩耍。通过史永，汪维恒将他所掌握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军队调动、武器弹药、军队运输补给等情报，都通过史永源源不断地传回党中央。

　　例如欲发动中原战役，将所部一口吞掉。汪的情报好中原突围提供了预警和方向，使中原六万大军得以跳出重围，转到外线作战。

　　刘邓大军渡过黄泛区，挺进大别山时，蒋介石集结20万大军，由“小诸葛”白崇禧亲自指挥，准备向刘邓大军总攻击的情报，也由当时出席过作战会议的汪维恒，很快经史永报告给了党中央。所以，在知道了敌人的部队数量、装备以及进攻路线、出动日期等全部计划之后，才能从容调度，准确回击。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战争常识。汪维恒的军需异动，都会让党中央从中分析出军的意图来。汪维恒更是利用一切可能，为党传递更准确的情报。每当大战到来前的关键时刻，都有他的情报及时传出。

　　1948年6月，汪维恒被陈诚调往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为打造万一失利后的最后栖身地。这个任务十分重要，足见陈诚对汪维恒的信任程度。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所倚重的这位干将，竟是供职国军中长达20载，且身居高位的老牌员。

　　眼看着革命胜利在望，如今却传来赴台的命令，让汪维恒心中十分纠结。他知道此去的后果可能会是再难重返大陆，这不是他的期望。尤其是如今胜利在即，对他而言，在新社会中，即便只做个扫大街的，他也会觉得自由和幸福。他盼这一天太久了，潜伏20年，曾经幻想过的，如今马上要实现的理想，让他放弃，再带着全家重回黑暗中继续，他是无论如何都平静不下来的。

　　但同时他也知道，国军败退台湾已是必然趋势，而国军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武器配备、后勤基地等重要的军事动向对十分重要。因此，他毅然携全家赴台上任，在个人得失与人民解放事业比起来，他一个老潜伏人员是十分清楚孰轻孰重的。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使命大于天。

　　在出发前，他又联系了史永，报告了他的想法。史永向上级汇报后，立即答复他：同意赴台，但一旦接到新的命令，应立即撤离台湾。同时为了有效地配合汪维恒的潜伏行动，情报部门派遣地下党员许汉城和他一起前往台北，以印刷厂厂长作掩护身份，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传递情报。许汉城也是汪维恒的诸暨同乡，他外表普通，丢在人堆里便注意不到，很适合做地下工作。

　　汪维恒是心事重重地赴台就职的，但他的儿女们因为不清楚自己的父亲是，所以没多少的离愁别绪或者惊险恐惧。

　　那时的台湾没有高楼大厦，大多为日式平房，因为台湾地震频繁，住平房相对要安全许多。一家人先住在一栋日式花园平房，地板是打蜡的，有活动拉门，卧室里有榻榻米，小花园里草木葱茏，有棵芭蕉树立在房子一侧的小径旁，显示出别具风韵的南国景观。他的一众孩子们眼见房子如此豪华美观，顿时欢呼雀跃，压根没有注意到父亲的眉间愁绪。

　　只是不久后，全家便搬出了这套老房子，搬到了对面新建的一栋分立式日式平房。虽说是新房子，但空间大小和装修园景都不及那个老房子。孩子们有些不乐意，汪维恒便向他们解释，是为一位上将的遗孀才让出的。

　　众人以为是汪维恒风格高尚所为，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老特工的特意安排。新居环境幽静偏僻，不惹眼，有一条隐没在树荫中的小路连接着通向市区的大道，便于一有情况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另外，他将自己的住处和孩子们的隔开，防止一时口误让孩子们听去，从而因孩子们的无心之过而招致灭顶之灾。这样还可以最好能够降低与外人的接触，防止关键时刻行动时让人生疑。后来的紧急撤离证明了他未雨绸缪的十分必要。处处谨小慎微，是一名老潜伏人员的必备品质。很多老潜伏在解放后都很自律，大概就是这一个原因。

　　汪维恒到了台湾后，不断地将台湾有关部队换防、武器配备、美军顾问团活动等情况，通过许汉城送达大陆。在获取情报的同时，他也暗暗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旦有要他撤退的密令传来，他就立即动身，随时回返大陆。这种半生潜伏，热切盼望解放，盼望回归自己阵营的急切心情，是常人无法体会到的。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短短的几个月间里，如摧枯拉朽一般，势如破竹；兵败如山倒，不仅丢了东北和华北，连长江天险都瞬间崩溃，丢南京，丢杭州，上海也陷入包围中。

　　汪维恒这些年潜伏所形成的超感能力，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厦倾覆就在此时。他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一到半夜便和妻子悄悄地收听新华社广播，及时了解形势发展的新动向，将撤离的准备，每天都要检查一遍，在头脑里思考可能的疏漏。

　　在千盼万盼中，汪维恒终于收到了史永传来的一首诗，诗意是盼故友回归，其实深层的意思就是：迅速撤离台湾，返沪迎接解放。

　　此时正是1949年春，虽然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但以什么借口离开，却让他愁眉紧锁。

　　大概是上天眷顾他这些年来的不易，给他开了一条放生的路。因为局势严重恶化，台湾的供应局也失去了意义，被宣告解散。汪维恒的顶头上司陈诚，也因忧心忡忡而病倒住了院。他便趁机打电话向陈诚告别，称母亲患病要回去探望。

　　陈诚不明就里，忙劝他不要回去冒险。见劝不住，又让自己的夫人谭祥前来极力劝阻，陈述大陆的局势已危如累卵，绝对不能再去冒险。

　　汪维恒见状，知道全家一起撤离必会引起怀疑，便留下家小，孤身一人于4月乘机飞往上海。全家的撤离只好另选时机，但这一切，他的11个孩子们（其中有5个是他的弟弟汪益堃的遗孤）却全然不知。

　　约半个月后的5月初，一天中午，两辆黑色轿车静静地隐在一条丛林掩蔽的小路上，一众大人小孩全部静静地上了车，没有一点喧哗。人上齐后，车子便如离弦的箭一般直扑基隆港。那一天天气阴沉，海风呼呼地吹乱了人们的头发，海浪随风涌起，拍打着码头，浪花飞溅得老高，让人颇感气氛的紧张和惊险。终于，最后一班返沪的航船起锚了。船上除了船员外，就只剩下这么一大家子了。台湾党组织重视着汪维恒的家小，终于找准了这次机会，也是迫于无奈的最后机会。

　　正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忽然有一辆轿车飞奔赶到，车上匆匆奔下了两位贵妇人，一个陈诚的夫人谭祥，另一个就是汪维恒的邻居——上将的遗孀。她们奋力向船上，大声喊道：“回来，不要走，危险！”但船已渐行渐远，终于消失在茫茫的海雾中。两位夫人长嗟短叹，为他们惋惜，压根儿也没往方面去想。

　　他们在回去的海路上，发现了他们来台时乘坐过的太平轮，只是已经沉没于海中了。有人不计代价地离开，有人却抛弃一切荣华富贵而回归。这就是乱世中的人，在历史的长河里浮浮沉沉，很少有人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

　　回到上海时，一片乱象。城里是一个个面露恐慌，却又无力逃走的普通官员富人。黑帮兵痞特务到处穿行，一时群魔乱舞。

　　汪维恒在郊区蒋经国的花园洋房里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第二天，他将全家搬进了霞飞路（今淮海中路）833弄7号的一栋房内。因为形势非常紧张，为安全起见，汪维恒特意规定，进门必须敲暗号：先两下再一下，以防不测。这几天，郊外的枪炮声不绝如缕，让全家的心紧紧地揪着。

　　汪维恒先期只身来到上海，陈诚毫不生疑，见挽留无效，便宣布他为驻沪淞沪区补给副司令。

　　而这时，汪维恒的老上级陈良正担仼上海市代市长。陈良见到汪维恒，十分高兴，致电陈诚要汪留在他的身边，并推荐他在补给副司令外，再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银行董事长。

　　回到上海的汪维恒已无了原来在南京的联络员史永的联系了。但他并未因此就停下潜伏工作，而是利用职务之便，自行安排起了迎接上海解放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①召集旧部张兴国、林安庭、何其伟、楼翔等人，对财政局所有档案、仓库进行盘查、造册，安全封存日伪档案；同时阻止大量的资金继续外流。

　　△汤恩伯为了继续负隅顽抗，要求拨发巨款修固上海四郊的防御工事。汪维恒竭力规劝陈良：“勿做败局的殉葬人！” 陈良听了他的劝告，以财政空虚为名，没有拨款。

　　△谷正纲和方治劝陈良提取上海银行存款换美金带走。汪维恒说：“这是谷和方的流亡资本，而你将落个盗取公款的罪名。”陈良听后深以为是，当即撕掉了取款手令。

　　△特务头子毛森和陶一珊胁迫陈良将上海市府各局的档案、账册全部烧毁。汪维恒就对陈良晓以大义：“这种行为会引起全体市民的恐慌，不利战争，有害人民。” 陈良听后反而下令市政府各单位“必须保全财物账册，不得销毁”，并限时造册备查。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一套《征收房捐依据图》。它标出了上海市区每条街、巷，每栋房屋面积、结构的详细图表。其数量十分庞大，如果被毁坏，就算用好几百名测绘员，花上几年的时间也难以重新制作。由于它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市政建设，所以汪维恒便派专人严加保管，日夜守护，为稳定上海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维恒曾想以老朋友、老部下的关系策反陈良，但陈良担心早年离开会遭清算，在犹豫后终究是选择离开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已全城解放。在满城的锣鼓喧嚣中，汪维恒正以投诚的方式，率领手下的全部干将，在财政局里向代表顾准、谢祝柯和朱如言进行交接。

　　在交接的时候，汪维恒要求与顾准单独谈谈。关上局长办公室的大门后，汪维恒说：“我是1924年入党的地下党员。”顾准当场就石化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位50多岁的少将，竟然是一位潜伏敌营多年的老员，党龄比自己还长十几年。

　　顾准不敢迟疑，连忙播通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副市长潘汉年的电话，经过确认，顾准满脸的错愕才渐渐地回到正常状态。放下电话后，他紧紧地握住汪维恒的手，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汪维恒此时还以为，自己的组织关系已经确定了，自己是有党籍的。

　　接下来，交接仪式正常进行，全程上演的是财政局长向代表顾准交接的传统戏码。交接一完成，汪维恒便在顾准的安排下见到了潘汉年，并把从台湾带回的军事情报，以及美军顾问团的活动情报等，悉数交给了潘汉年。

　　然而，事情并没结束。由于当初红岩嘴撤离时，汪维恒兄弟二人的入党申请书被钱之光不得已烧毁，所以他们的党籍仍旧没办法确定。

　　此后的20余年，他都在为恢复党籍而焦虑，1971年弥留之际都还念念不忘；直到1984年，汪唯恒的党籍终于得以恢复，党龄自1924年算起。这应该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了。

　　汪维恒的党籍问题是那个时代血雨腥风的革命环境里十分常见的事情，从客观上来讲，这反而很好地保护了他们自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把握时代脉搏的潜伏英雄们，是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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